肩膀。我回头一看。原来是个瘦削而个子很高的炮兵上尉，下巴上有一条红色的伤疤。他刚才从通廊的玻璃窗外朝里看了看，然后才走进来。

　　“你怎么说？”我问。我转身面对着他。他个子比我高，他的脸在帽舌的暗影下显得很瘦削，伤疤又新又亮。单间里的每个人都在望着我。

　　“你这样不行呀，”他说。“你不可以叫个士兵替你占座位。”

　　“我已经这么做了。”

　　他咽了一口口水，我看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。机枪手站在座位前。通廊上的其他人从玻璃窗外望进来。单间里的人都没有说什么。

　　“你没有这种权利。我比你早两个钟头就来了。”

　　“那你要的是什么呢？”

　　“座位。”

　　“我也要。”

　　我注视着他的脸，感觉到单间里的人都反对我。我也不怪他们。他有理。但是我要座位。还是没人作声。

　　哼，真见鬼，我想道。

　　“坐下吧，上尉先生，”我说。机枪手一让开身，高个子上尉便坐了下去。他望望我。他的脸好像挨了一下似的。不过他座位总算有了。“把我的东西拿下来。”我对机枪手说。我们走到通廊上。列车满了，我知道再也找不到座位了。我给医院门房和机枪手每人十里拉。他们沿着通廊走去，到了外边月台上，还朝各车窗内张望，但是找不到座位。

　　“到了布里西亚或许有人下车，”门房说。

　　“到了布里西亚上来的人更多，”机枪手说。我和他们告别，我们握握手，于是他们走了。他们俩都觉得怪不好意思。在车上，大家都站在通廊上，车子开了。列车开出站去，我看着车站的灯光和车场。外边还在下雨，不一会，玻璃窗湿了，外面的景物看不见了。后来我睡在通廊的地板上；睡前先把藏着金钱和证件的皮夹子塞在衬衫和裤子内，使它搁在马裤的裤腿内。我整夜睡觉，到了布里西亚和维罗那，都有更多的人上车，我醒一醒又睡着了。我的头枕着一只野战背包，双手抱着另一只，同时又摸得着我的背包，所以尽管让人家跨过我的身体，只要不踩着我。通廊地板上到处躺着人。有些人站着，扳住了窗上的铁杆子，或者靠在门上。这班车子总是拥挤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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