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上疏，于是引发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今古学大争论。

　　当时的天子汉哀帝见了奏章，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，结果刘歆大名鼎鼎，诸博士不肯置对。刘歆无奈，又求见当时的丞相孔光，结果丞相也不帮忙。于是刘歆便写了一篇雄文《让太常博士书》给博士们看。此文全面的从经传的源头、流变，今文的兴盛和古文的发现，今文学者的学理缺陷和古文经传的合理性等诸方面进行了阐述。全文以史实与学理立论，辞锋理足，锐气凌人。结果此文一出，诸儒皆怨。各大儒们无法从学术上压制刘歆，便开始从政治上打压了。诸儒要么是求乞骸骨、要么是指责刘歆改乱旧章，非毁先帝所立……于是刘歆黯然离京。

　　东汉初年，光武皇帝时，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今、古争论。先是建武二年尚书令韩歆上书，请为《费氏易》、《左氏春秋》立博士。结果诏下其议后就没声响了，然后在建武四年，公卿、大夫、博士等朝会于云台，结果光武帝不知怎的就想起二年前的旧事来，于是令博士范升说说意见。

　　范升便说：“《左氏》不祖孔子，而出于丘明，师徒相传，又无其人，且非先帝所存，无因得立。”

　　好么，惹了众怒，于是韩歆与太中大夫许淑等与之辨难，而范升这边的今文派也不甘示弱，群起而辨之。一直到“日中乃罢”。大概是因为这次廷辨没个结果，于是范升回家了想了想，把思路理清了，然后就上了一封奏书，继续辨难，反正不把古文学派打倒绝不罢休。

　　范升的文章大概就几点意思，一是已立于学官者为正统，费、左之流是异端，要是立异端，风气一开，后面就不好控制了，将失道又失人；二是从源头上看，费、左之学渊源不明，传承又无师法，这二者是否有价值？很值得怀疑；三是从现实角度看，应该以已立之学振兴纲纪、教化民众，立新学非政急务，一搞不好可能便会引发天下混乱，天子你刚得天下，草创之初，要小心；四是从学理的角度看，儒道两家都主张学贵简约，对末学异端之流，应该弃绝。

　　范升的一、三、四点其实都是小事，最厉害的在于第二点。古文派大概也明白这把刀子的厉害，于是以“太史公多引《左氏》”而应对范升；范升又死死抓住“太史公违戾五经，谬孔子言，及《左氏春秋》不可录三十一事”。范升学问高升，又有备而来，结果辨得朝堂诸儒博士一败涂地。结果惹恼了一个人。

　　当时隐居民间的处士陈元，精通《左传》，为学者所宗。当时听闻范升非难，大怒，于是诣阙上书。驳斥范升断章取义小题大做，《左传》是孔子亲授左丘明，比根据传闻而成的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更有统绪，不能因为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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